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中国的品格》《宗教研究方法讲记》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周易注》《王弼集校释》《康有为学术著作选》等。主编有《孩子必读中华历史文化故事》《中华文明史》（合作）。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为己之学”

    李：对于“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一般人可能不会分得特别清楚。该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

   楼：其实不必分得太清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国学的讨论非常多，原因就是大家对国学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国学是区别于非中国的东西来讲的，称我们自己的学问为国学，这是它本来的意义。那么国学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人们的分歧是比较大的。有人认为应该很广泛，所有中国传统文化都可以算在国学里面；有人认为不能太泛，应该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当时有个名词叫“国粹”；有人认为应窄一些，不应泛泛地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算在里面，主要应该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也就是学术、学术史；有人认为，还得窄，国学是基础性的东西，应该是“经、史、子、集”一类的，特别是“经”；还有人认为，应当更窄，只有“ 小学”——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一类的才称为国学。我觉得还是泛一点好。凡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学问就可以称之为国学。那时候确实以“国”这个概念来区分非本国的东西：我们的医称为“国医”，画称为“国画”，武术称为“国术”，语言称为“国语”，文学称为“ 国文”，历史称为“ 国史”。当然，虽然泛，但也不要把国学延伸到现代文化中去，应当是“ 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更恰当。

    李：您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人为本。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根本精神？

    楼：中国文化不是靠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 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大学》还有“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和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李：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特点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什么影响？

    楼：影响是根本性的。中国传统教育就是教做人的道理，教怎么样做一个人。我常常把它概括成“为人之道”。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就是围绕这个，目的也是这个。受教育之后，应懂得做人的道理。既要从道理上明白，又要从实践上践行。不是只埋头实践，也不是只探讨理论，而是两者的结合。

    李：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放在今天该怎么理解？

    楼：“古之学者为己”就是讲古人怎样通过学习来完美自己、提升自己。荀子对这两句话有展开的论述：“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禽犊”是财富。把学习当作获得财富，就不是为了完美自己了。“ 为己”和“ 为人”，两相比较，荀子进一步讲，“美其身”的为己之学是“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就是听进去，进到心里，落实到行为中去。而“为人之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就是说耳朵里听到了，嘴里就说出来了，没有动过脑筋，也没有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去，只不过是贩卖而已。我们现在理解这句话，会觉得为己之学就是自私自利。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功利的教育就是为人之学，显示自己的知识，把知识贩卖给别人，做交换用。这是小人之学，不是君子之学。

    李：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探究的话，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有什么深层次的根源？古代“师”和“教”的含义与今天有什么不同？

    楼：《礼记》里讲“礼有三本”，礼的根本目的是“大报本”，人不要忘记根本。具体来讲，第一个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万物的生命之源。第二个本，“ 先祖者，类之本也”。“ 亲”是某一类生命的来源。第三个本，“ 君师者，治之本也”。这是专门就人来讲的。人不等于禽兽，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教育。教育须通过师长。君代表国，师代表师长。君和师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国文化中，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没有的，神权从来没有超越王权。敬畏“天、地、君、亲、师”，这是古代人的信仰。“ 尊师重教”或者“ 尊师重道”，重视的是教做人的道理。“ 师”和“教”古今的含义差别不大。从字义上讲，教，是上行下效，有教学相长、身体力行做榜样的意思。师是人们学习的表率，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李：五四时期曾经激进地抛弃传统，现在我们重新反思传统文化，提出国学复兴，当下这个时代和五四时期相比有哪些不同？我们面临哪些新的问题？

   楼：五四时期，包括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从甲午战争以后，整个社会高呼的是“ 救亡图存”。生存都成问题了。当时人反思我们的制度、物质文明、文化等，看到这些传统的东西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妨碍了我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妨碍了国家的发展、独立和强大。当时偏激的认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独立实现了，经过六十年主要是后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的经济实体了。这时候我们需要重点反思的就是文化问题。但是，现在不是去批判或否定那时候的问题，而是要了解当时环境下，前人的认识有历史的局限性，是有历史原因的。现在历史条件改变了，我们思考中国文化该怎么往前走的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一个民族最终的强大，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的力量上。而且，要有一种特性的文化，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的文化。中国在五千年的文明中间——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已经形成了有个性的、有特点的文化。我们怎么能够随便简单地抛弃它呢？在世界上，值得我们骄傲的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五四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全盘否定传统的问题，必须要认真反思。重新把我们的文化接续到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去。在我们的根上生长出新的文化，而不是把传统砍断了，把西方的文化作为我们今天的文化。那就没有根了，就失去了我们文化的主体了。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文化主体，找不到根。人们都在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我们是有信仰的，就在我们的传统中。前面讲的“ 天、地、君、亲、师”就是我们的信仰。要回归，但回归不是原封不动，不是否定一百年的变化。这一百年也是历史，也是事实，我们否定不了。但是要看到这一百年来我们走偏了，或者说是文化中断了。要思考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力量重新纠正我们今后要走的路向。

   李：传统文化的回归主要靠什么？

   楼：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教育。通过教育来形成整体的社会氛围，也可以叫习俗。要让大家都有不言而喻的共识，都有习惯性的行为。比如形成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样最基本的共识，在行为上又能有实践。社会舆论要多鼓励多表扬善的行为，要鄙视批评坏的行为。人们对社会风气会更加重视。有了社会氛围，自然就和谐了。教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还要营造社会氛围，贯穿到每个人实际生活中去。

    李：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有很多年了，教育部也出台了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纲要。您怎么看这些举措能够发挥的作用？

    楼：我常说《弟子规》不需要倒背如流，要学一句做一句。“父母呼，应勿缓”做到了吗？“出必告，反必面”做到了吗？我不主张光背不做。经典诵读不是形式，不是表演，是身体力行。由于长期的缺失，现在强调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关键要看怎么推行。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简单的读经，跟现实生活可能是会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那个环境了。我们要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读经是需要的，但是把读经看成万能的，我认为也不行。我们不仅要吸取经典里面的精神，而且要把它贯穿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

   李：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在营造社会氛围上如何发挥作用？

   楼：社会氛围或者习俗的改变是综合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要紧密配合。不是单一依靠哪一方面。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书本，但也通过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通过教师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所谓师范，教师就是榜样。教师师德的感染和引导非常重要。学校只传授书本知识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的。学校教育并不完全是知识教育，不是冷冰冰的关系。要把传统教育的理念树立起来，学校像家庭，师生像父子。

   李：教师更多的是跟随流俗，学校里还得用成绩说话。

   楼：最近有感于我们的教育违背了儿童、青少年的本性，扭曲了儿童、青少年的性格，我给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推荐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文章讲栽树就让它自由生长才能长得壮，一天到晚关心得不得了，反而长不好。这就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过分的关心其实是干扰。第二篇是明代王阳明的《训蒙教约》，讲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限制太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学生就会“ 以学校为囹圄，以师长为仇寇”。这样的状况下哪里还有教育呢？第三篇是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批评当时的社会以扭曲为美，不以自然为美。希望教师们通过这三篇文章体会到教育要怎么尊重学生的天性。现在的教育有个根本的理念错误，就是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一样。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教育儿童，就成了扭曲的美。标准化的实质是扭曲。学生的负担太重，家长太累。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在外面上各种补习班，所有的补习班都是教育失败的结果。我国古代讲读书学习的文章还有很多，建议教师们去读一读。

  李：文言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障碍吗？

   楼：文言既是障碍也不是绝对的障碍。取消文言是近代文化发展中一个极大的失误，它制造了一种断裂。不学文言以后，我们很难看懂古代的文献。由于读不明白，人们慢慢地就不愿意读了。因此，取消文言是当年一个很不慎重的举措。中国传统就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今天所谓的白话就是口语，文言实际上就是书面语。书面语就要讲究一些，精练一些，富有文采。文言和白话两方面的训练都应该有。文言教育很重要，一定要恢复，要接续起来。

   李：看来您赞同语文课上多学文言文？

   楼：当然赞同。多学有生命力的古文。

   李：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古文？

   楼：能延续到今天的文章就是有生命力的。中学生完全可以读《大学》《中庸》《论语》等。选古文，既要注重思想内容，又要注重文字的优雅，这两方面是并重的。我们要想一想，今天的很多东西能流传下去吗？古文也好，现代文也好，还是要多读能流传百世的经典文章。

    李：文言文学习难在哪里？怎样才能学好文言呢？

    楼：说难也不难。第一是多读，多读就能习惯成自然。多选择一些体例，散文、骈文、诗词、歌赋，让学生多接触，多诵读。第二是多查工具书。古汉语词典有很多，从《尔雅》《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还有近代以来编的词典。要勤查。很多重要的经典都有前人的注释，因此读懂文字是不困难的。说不难也难。古代文献所要表达的意义、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不一定了解。难就难在这里。这也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整体的思维方式和根本理念才可能读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就不是讲得十分清晰的。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琢磨、去体会，既要看到言中之意，又要看到言外之意。这是我们读古文的真正的难点。

   李：越古的书越难读吗？

   楼：不一定。古代文献有很多类型。难读有很多情况，有的是文体比较难读，有的是文章中成语典故多，有的是由于某种特殊用语，等等，是很多层面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古代也有语录体，《论语》基本上是对话。《周易》《尚书》很难读。六朝的骈文有难度，是因为它所使用的典故、成语比较多，如果不知道典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成语的来源，当然就读不懂。有的就没有多少难处。比如《论语》里面很难的句子并不多，多是某个字的音和义都有变化了，用今天的意思读不明白了，所以要多查字典、看前人的注释。有些因为有大量比喻，要读懂很不容易，比如《庄子》，能读懂的人很少。

   李：看来学好文言没有别的办法，除了多读还是多读？

   楼：是的。要让学生自己去多读，反复读。看一遍两遍，可能只体会到一点点意思，看三遍五遍，又会多一些体会。放一两年以后再看，又是新体会。不同的阶段读都有不同的体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不断地激发你再创造，不是固定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意思。

   李：语文教学中的文言文教学该注意什么？

   楼：语文教学太偏向文法了。应该注重的是文章的意义。词性、语法这些东西是其次的。文言文的语法是用西方语言的文法来套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词性的定义，没有动词、形容词，也没有什么主语谓语、阴性阳性的区分。没有这一套。如果要分类，就是两大类：一类实词，一类虚词，然后看语句的结构，看语序来判断一个字的用法。现在的语法新名词特别多。语文教学偏重在这方面是本末倒置。

   李：什么是语文教学的“本”？

   楼：“文以载道”。本是道，是求道、明道、实践道。要探索文章讲什么、为什么这样讲。读《岳阳楼记》，明白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文章根本的精神就都有了。学语文，熟读的文章多了，肚子里的东西多了，遇到字词灵活变通地理解就容易了。写文章也必须要多读才行。肚子里面有词汇才能写出好文章来。

   李：很多人讲到自己学习古文的重要经验是背诵。您怎么看？

  楼：背诵是基本的，能够有条件背诵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也不能停留在背诵上，要超越背诵。中国历史上很多大教育家都认为，章句之学不是学问，也就是说，能够背诵、能够记忆并不是学问。用近代学者黄侃的话来讲就是“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就是说，博学不是记住了多少事情，而是明白了多少事理。因此，我们中国人认为，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明理——明白做人的道理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