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贤强，系《民国经典国文课》主编之一，苏州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学方向教师；本文首发于《中国教育报 读书周刊》2016年6月6日 第9版。
当前，出版界弥漫着民国题材热，这种热潮也逐渐延伸到语文教科书领域，民国国文教科书因此受到关注，这一方面有出版者对民国教科书编者的敬仰和缅怀，另一方面也有大众读者对民国时期国民教育的怀旧和好奇，更有对于当下教育现实的重新思考。我们提出“走进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并非一味追赶潮流，也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回归，而是通过对过往的民国经典课文进行严谨的思考，发掘其背后的意义。
（《民国经典国文课》插图）
转型时期需要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的滋养
现代社会国际化日益加剧，在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青少年如何在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多样文化同时，也能够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最终实现自身创造性发展，这是日前中国人才培养所面临的艰巨挑战。重新寻找教育及文化传统，民国无疑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教育还是文化都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变。而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便是民国教育及文化承载的物质载体，重温民国经典课文，可以领略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嬗变风貌，也能够透过文字去追寻近现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人文脉息及其教育思潮的演变轨迹。
同时，在提倡创新、呼吁选文与时俱进的时代，我们也需注意到创新离不开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共同记忆。作为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语文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至关重要，其课文建设、课文中哪些作品谁上谁下更受到多个方面的关注。孩子们学习语文，都是通过阅读语文课文，不断体验、领悟这些饱含文化的素材，并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养料，在完成个人语言习得的同时，也实现国家的文化传承。从读的人数之多、时间之久来说，也没有任何一种书可以与语文教科书相提并论。因此，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对于现今的文化和教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构建转型时代的中学语文教育，需要教科书编者的参与。编写高质量的选文，不仅要在“技”的层面不断探索，更要在“道”的层面不懈追求。什么样的作品最值得教，选文的教育意义在哪里，只有对这些本质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选文才能有真正突破。要解决当前选文编写困境，对其进行历史梳理有其必要性。毕竟民国时期经过教科书编者、教育家、教学研究者等的参与，民国时期语文教材的课文贴近生活，语言通俗，为后来的语文教科书奠定了基础，成为现代语文教科书课文的基本范式。
（《民国经典国文课》插图）
以研究的方式走进民国中学语文课文
意识到转型时代需要民国中学语文课文的滋养，这仅是起点。以研究的方式走进民国中学语文课文，便是过程的实施。注重研究的态度，就是要摆脱既往对民国中学语文课文赶时髦的浮躁，也要摒弃以往以偏概全的片面，更要反思曾经感知的浮光掠影。我们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研究”，以研究的方式走进民国中学语文课文，具体说来就是依靠大数据分析、进行个案研究、编写《民国经典国文课》丛书。
如何呈现经典选文、经典作家整体面貌，我们基于郑国民教授开发的《20世纪中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采用数据量化分析的方法。以入选课文次数最多的作家为例，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呈现了排名前10位的作家，我们可以有诸多有趣的发现：其一，就现代选文而言，胡适、蔡元培、周作人入选的作品排在前列，一方面这些作家思想多元，体现了民国时期选文背后思想的驳杂性，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作品更多温润，给人易于亲近之感。其二，古代选文方面，韩愈注重“文以载道”，苏轼提倡“以文言志”，苏轼的选文超过了韩愈，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言志派的胜利，也与新文化运动后对于自我的发现、对于自我的抒写分不开。其三，与清末的古文一统不同，这一时期新文学及西方作品进入教科书，这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加入到了教材编写分不开。
如何呈现微观层面选文的生产历程，我们通过个案研究，将选文最初的“社会文本”和“教学文本”进行同异比较，不仅聚焦编者对选文的加工改写，还进一步思考其行为背后的教育意涵。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中入选的《小豪杰放洋记》为例，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编者对选文的加工改写至少体现了对语文教育的思考，即：选文应该遵循现代小说文体的要求。现代小说应该是一种文学创作，尊重“写——看”的基本模式，为此编者删去了译文的“话说”“看官”部分；现代小说应该注重情节完整性，为此编者删去了“且听下回分解”；现代小说还应该侧重叙事，为此编者删去了“山穷水尽”等韵语表达。
在宏观、微观研究基础上，我们希望将研究与《民国经典国文课》丛书的编写实践相结合，让更多的读者可以走进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这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教授对该套丛书评价称：“课文虽老，精神不老。从这些老课文中，我们不仅发现了民国时期教科书选编者的智慧、用心及其对于母语教育的丰富理解，也看到了今天学者们试图重新整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执着与努力。在时间的反复冲刷下，我们仍然能够从许多选文中感受其温润和光芒。”
品鉴民国语文经典课文中的“民国味”
无论是宏观数据分析，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民国经典国文课》丛书的编写，以及研究活动都让我们不断叩问民国语文经典课文中的“民国味”。“民国味”可有多重理解，我们可以从“成长”“时代”“人生”三个方面展开，在这里，我们仅以民国时期中学语文课本中入选频次排名前19名的外国作品为例（见下图），不难发现：民国语文教材选文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对学生心性成长的关心。当时，思想界、文化界及教育界从西方引入了“儿童权利”的概念，这就使得教育研究者对儿童有了特殊的感情，注重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关注学习的意义，培养学习的自觉性，养成学生的上进心。就外国作品而言，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作品大量入选，如《少年笔耕》《义侠的行为》，这些作品都选自《爱的教育》，选文大多以少年视角展开叙事，在叙事中传递亲情之爱、师生之爱、国家之爱等，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亚米契斯作品的可亲可近恰恰是民国教科书编者对学生心性关心的体现。著名学者、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王富仁教授这么阐释民国教科书编者对学生成长的关心：“选文对学生不是‘指导性’的，不具有‘教训人’的口吻，它们更像是中学生心性成长的阳光、空气、水分和肥料，学生的心性借助这些语言绽放，这些语言也成为学生心性绽放的形式。”
就人生来说，该丛书尊重人生自由、公平、正义、爱与被爱等基本价值观，处处展现人生中人与人、人与动物等生命间的微妙关系。以俄罗斯作家作品为例，民国时期俄罗斯文学已经在教科书中广为传播，并不是现在才有。只是那时更多入选爱罗先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作品都关注人道主义，呼吁彼此关爱。爱罗先珂《鱼的悲哀》集中在“人与动物之爱”“身边人的相互关爱”，托尔斯泰《三问题》以谜语开始以格言式谜底结尾，指出我们应该关爱身边的人，屠格涅夫《航海》是人在航海的孤独中发现“人与动物之爱”。
最后，民国时期选文的民国味必然与民国教科书编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编者都经过新教育的洗礼，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社会空间的感知方面发生了改变。比如在知识结构方面，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国文、算学、外语等学科兼顾，冲击了固守传统的文化知识结构，开始注重“世界大势”“科学知识”；在语文教育方面，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从传统文章学到现代文学，从传统忠君思想到现代人本主义精神，从传统文言文到现代欧化语体和表达方式。
走进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感受民国选文中的“民国味”，是我们与经典文本展开对话的过程。文本是文字符号物质化的、静态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主体性的存在，它从多种层次和角度持续发出召唤和邀请，期待今日阅读主体的应答。在回应中，许多情感表达和理性思考对我们来说似曾相识，也有一些表达和情感让我们感到陌生，对我们认知造成了挑战和碰撞。这种陌生感或折射出当前一些精神的缺憾，或点出当今促狭的视角及其从未被质疑的“自明”。同时，当下的我们在精神建构上，无论从人生哲理、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还是人生百态的体悟，民国中学语文经典课文都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它或是让你感受心连寰宇的豁达，或是品尝五味俱全的人生感慨，当然也不乏直通心扉的愉悦。我想这就是接通了传统的血脉。
（民国时期中学语文课本中入选频次排名前19名的外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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