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我现在发现，年轻人比我世故得多，我成了“老天真”了。人家经常说：“钱老师，你真天真！”这是季节的颠倒！你们才是该天真，我应该世故！（钱理群语）
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座的还有一些将要毕业的同学，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是如何面对的，这可能对在座的即将毕业的同学有点意义。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你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我为什么前面强调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就会被黑暗压垮，或者和它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走这个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就要在大学里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也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经常讲，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比较抽象，我讲具体一点。我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由于我一贯自觉地走“白专”道路，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现在看是旅游胜地了，当时是很荒凉的。我是在北京、南京这种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当时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头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我当时想考研究生，想跳出来，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人总要有一种成功感，如果没有成功感，就很难坚持。我当时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让考，所以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
我还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虽然是非常艰难的，饭也吃不饱，但是有这个东西，我渡过了难关，我仍然生活得诗意而神圣。也许旁边人看见我感觉并不神圣，但是我感觉神圣就行了。
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我后来果然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老师，慢慢地在地区也很有名，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仅有这一目标，人很容易满足，还得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理想目标就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的目标。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考研究生，要研究鲁迅，要走到北大的讲台上去向年轻人讲我的鲁迅观。有这样一个努力目标，就使我一边和孩子们在一起，一边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读书，鲁迅的著作不知读了多少遍，写了很多很多研究鲁迅的笔记、论文。“文革”结束以后，我拿了近一百万字的文章去报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一点成就，跟我在贵州安顺打下的基础很有关系。
但是这个等待是漫长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我1960年到贵州，二十一岁，一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三十九岁，才获得考研究生的机会。那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班车，而且当我知道可以报考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准备的时候，连起码的书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个研究生，却有八百人报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更要靠机会，机会稍纵即逝，能否抓住完全靠你，靠你原来准备得怎么样。虽然说我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准备了十八年，我凭着十八年的准备，在几乎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诉大家，我考了第一名。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到北大讲我的鲁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当初没有抓住机会，没有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我可能还在贵州安顺或者贵阳教语文，但我仍不会后悔。如果在中学或是大学教语文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我有些方面得不到发挥，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我还是能在教学工作中，就像几十年前一样获得我的乐趣，获得我的价值。
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对在座的朋友有一点启示，就是你必须给自己设置两个目标，一个是现实目标，没有现实目标，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坚持下来。只有在现实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不断有成功感，觉得你的生活有价值，你才能坚持下去。反过来讲，只有现实目标，没有理想目标，你很可能就会满足现状，等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抓不住。人总是希望不断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人应该有现实目标和理想目标这样两个目标，而且必须有坚持的精神。对于我，十八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我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这十八年。一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更可贵的是有坚持下来的恒心，有定力。这十八年有多少诱惑，多少压力，不管怎样，认定了就要这么做。你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那种干扰多大呀，不管这些干扰，你要认定这么做，坚持下来，总会有一个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实现理想目标，你还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大家可以体会到，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小，但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环境里，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我就是把这样的经验带到我进入北大之后的几十年生命历程之中的。在之后几十年中，我的生活仍然有高峰，有低谷，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压力，身心交瘁，内外交困，但是我始终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必须有目标感。只有大目标、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大理想、大目标、大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实现的目标。我把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编一本书、策划一次旅游或者到这里来演讲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作为具体的目标，每一次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婴儿的眼光重新发现，把这看作是生命新的开端、新的创造，从中获得诗的感觉。
我每一次上课都非常紧张 ——包括这一次上课。因为我要面对新的对象，虽然我讲的内容有讲稿，但是诸位是陌生的对象。我这一套东西年轻人能不能接受？烟台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的学生能不能接受？我是你们的爷爷辈，爷爷和孙子之间能对话吗？而且还是我所不熟悉的，一个远方城市的孙子辈，能够听懂我的话吗？我在北京就开始准备，昨天晚上还在准备，一直到今天，我看了好几遍讲稿，反复琢磨，有一种新鲜感、一种期待感。现在从现场反应来看，大家接受了我，我就有一种满足感。有些内容可能是重复的，但是在我讲来却充满激情，因为我有新鲜感，有一种创造感。尽管这是一次普通的演讲，但它是一次新的创造，是一种新的发现，包括对诸位的发现，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发现。而且我追求生命的强度，要全身心地投入。大家看我的演讲的风格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经给北大的学生有一个题词：“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无论是玩还是读书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这样才使你的生命达到酣畅淋漓的状态，这是我所向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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